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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与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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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该书获评三联书店2020年度十大好书  三星堆壹如果真的可以第二次投胎,那我可能会选择我若干年来一直的一个爱好:学考古和考古。考古所

 

光芒与艰辛

 

 

光芒与艰辛

 

该书获评三联书店2020年度十大好书

 

光芒与艰辛

 

三星堆

如果真的可以第二次投胎,那我可能会选择我若干年来一直的一个爱好:学考古和考古。考古所涉及到的神秘、不可知以及对那些神秘、不可知故事的探寻,不仅仅会有新知的获得,而且是人对认知极限的应战和挑战。几年前,一支由杨林(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焦南峰(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高大伦(曾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塔拉(曾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等领衔的考古队来到我谋生和工作的地方寻踪“秦汉五尺道”,我有幸与这些考古界的大佬认识。之后,因为“蜀道-五尺道”之事,再次有幸地聆听他们的高论。譬如,“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是怎样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八届“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秘笈”,以及入选之前中国考古界所做的工作等。于一个数理知识几乎等于零的人来说,或许,考古,比探索地外文明更刺激。地外文明太遥远或许也太飘渺,而考古就在我们的脚下,脚下的某一块看似平常却可能非凡的地下。重要的是,它还是“我们从哪里来”的现场重现。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李零序 刘斌、樊锦诗等著,三联书店,2020)一书,便是中国100年来考古的十个重要现场,计有:良渚(刘斌撰)、二里头(许宏撰)、殷墟(唐际根撰)、三星堆(高大伦撰)、小河墓地(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撰)、秦始皇陵(段清波撰)、海昏侯墓(杨军撰)、汉唐长安城(刘瑞撰)、南海Ⅰ号沉船(崔勇撰)、莫高窟(樊锦诗撰)。十位考古专家学者,以他们的亲历亲为、对他们的考古对象的尊敬和敬业,以及专业素养,复盘或者重现了中国自5000年(良渚古城遗址)前便走进了文明的历程,再现了中国自5000年始到大航海时代(十五世纪)之前即两宋的“南海Ⅰ号沉船”(十世纪到十三世纪)的文明高地。

 

光芒与艰辛

 

良渚考古发现的玉器与王权象征

读《了不起的文明现场》时,会由衷地为下面这个话题骄傲和自豪。

中国文明的发端与这个星球上其他同时期发端的文明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一起,建构了上古世界文明的图谱,为什么除中国之外,那些个文明成了“失落的文明”(“失落的文明”还远不止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还包括稍后的古罗马、玛雅、波斯、阿兹特克等),而中国,正如李零在这本书的“序”中说:“现代中国,除了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无论国土规模,还是民族构成,政区结构,都是继承古代中国”,一句话就是,中国自良渚起,如果以文字计,至迟从殷商始,中国便一直是中国。而没像其他那些失落的文明“失落”在历史的深处。这是人类生存史、发展史和文明史了不起的事件!这是“了不起的文明现场”铁证般的了不起的伟大事件!

良渚古城遗址,2019年录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它表明了世界对中国文明史5000年的认同。就西人对文明史的理解,认为应有了文字和社会组织等才算进入了文明,之前的文明或叫“史前文明”(The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字”(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古巴伦的“楔形文”)和“城邦”(如古埃及的法老世系、巴比伦王朝世系)之上的。中国的文字史,从现在的考古发现,认定为甲骨文始。

甲骨文的历史基本可以认定距今3200—3500年的殷商时期;关于王的世系,有文字史记载为周共和行政元年(公元前841年)即距今3000年的周时期。3000年与古埃及的5000—6000年、古巴比伦的4000-5000年有较大的差别。在殷墟,除了发现大量的甲骨文(在此之前的晚清民初已陆续发现和初步研究甲骨文)外,还发现了商人的社会结构(如表明社会秩序的大型墓葬、大型礼器等)。这一发现,将中国的文明推到了3000年之前,也就是说3000年之前,中国便已经具有相当完备的社会化形态和文字。这便是《了不起的文明现场》里的《殷墟:埋藏着一个真实的商王朝》所复盘的历史现场,证实了《尚书》和《竹书纪年》等先秦古籍的历史纪年。良渚,在二十世纪初中期的发现和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考古,不仅确认了它的时间长度,更重要的是确认了它是一座“超级城市”。《良渚:5000年前的神秘古国》考古报告中指出,这一超级城市的内城有3平方公里!这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界发现的最早最大的城市之一。良渚的发现与考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从《了不起的文明现场》看,在 3500—5000年之间,中华文明不仅历史的存在,而且已经具有难以想象的高度。在没有留下文字的“二里头”、“三星堆”考古中,我们同时可以确认:中华文明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中华文明的发端是多元的(这为后来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丰富性,提供了原初文本和宽阔想象)。譬如在三星堆里发现的铜立人和纵目人,为中国第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约成书于四世纪中期)原以为的神话但实为现实的存在提供了物证。《华阳国志.蜀志》里的“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里的“其目纵”叙事,如果说这是公元四世纪“纵目人”的文字书写,那么三星堆的“纵目人”则是文字史前的青铜书写。由此,我们看到“蚕丛”、“鱼凫”、“杜宇”形成的独特文明谱系,显示了巴蜀有别于以黄河文明的二里头,也别于以长江文明的良渚。《小河墓地:罗布荒原上的中西文明交融之谜》,则从西域(“西域”是一个比“巴蜀”、“荆楚”等南边距“华夏”更远的地理概念和文化概念)的角度,以考古的现场,表明中华文化很早就有的兼收并蓄,同时还表明丰富的中华文明的多元源流。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上起良渚遗址(约4500-5000年前)下限南宋的沉船(距今800多年)。南海Ⅰ号沉船,证明了中国自唐开端、宋(特别是南宋)兴盛的海上贸易(即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表明了中国在世界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海上发现和与世界的交往史。由此,我们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发端、发展和辉煌。但是,在读《了不起的文明现场》时,无论如何绕不过另一个话题:为什么到了欧洲狂飙猛进的十八、十九世纪时,满清的中国却落伍了。

这让笔者想起了中国一本书的命运。这本书叫《天工开物》。

今天看来,大家都认同了这样一种说法:《天工开物》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科技史意义的百科全书。但为什么把“乃粒”(即种粮)和“乃服”(即制衣)放在书首,则大有深意。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家,“乃粒”和“乃服”既是生命身体所必需的隐喻、又是人文精神所孕育的隐喻。“乃粒”开篇即说“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五谷不能自生,而生人生之”。这两句话简而言之:人得以生存则需粮食,但粮食是人种的。宋应星,一面强调物质的重要,但另一面则认为只有人才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将种粮上升到理性和人文的角度来认知,与历代农书相比,这是《天工开物》的重要贡献。中华文化有编纂类书的传统,两宋以降尤盛,如《太平广记》(宋)、《永乐大典》(明)、《四库全书》(清)等,而《天工开物》则是之前之后类书所没有的,即重理性、重科技、重生产、重实践。在“乃服”里,宋应星明确写道:“人为万物之灵”。这一说法与宋应星(1587-1666)同时代的莎士比亚(1564-1616)所说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几近一致。这显示出东西两端在十六、十七世纪,世界所发生的根本变化:从古代走向近代。《天工开物》印行于1637年。欧洲自十四世纪后期开始的文艺复兴到十七世纪,无论从人的解放和确立,还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制度的重构,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今天的角度来观察,明后期及明末,某些领域或许感应了世界的这一变化——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于1601年登陆北京城传教,便是这一感受的最佳证物与象征。《天工开物》(包括徐光启、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等)或许就是这背景的产物。

然而,历史的吊诡与反转却让我们唏嘘。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相继出现了推进现代化的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大规模的工厂化取代手工作坊,世界从此走进现代工业化和现代城市化的光荣之路;启蒙运动则在反神权反王权上,开辟了一条通向自由平等的道路。前者,现代物质文明的开端;后者,现代人文精神的渊薮。然而,《天工开物》这样一部具有近代科技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百科全书,从明末走进清朝时,其命运远没有欧洲那些百科全书幸运。清朝初期,福建书商为了让《天工开物》能够印行,不仅删去了书中“崇祯”、“国朝”、“我朝”等字样,还对某些内容也作了删节。到了社会较安定的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编纂时,当发现《天工开物》有“北虏”等字样,立即就宣布《天工开物》为禁书。

此时的《天工开物》,在海外则是另一番命运。据考,十七世纪初,《天工开物》部分内容传到了朝鲜和日本,1771年,日本柏原屋佐兵卫发行了刻本《天工开物》。这是《天工开物》在日本的第一个翻刻本(也是第一个海外刻本)。日本近世科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佐藤信渊(1769-1850)指出《天工开物》“开物之学”是“富国济民”之学,从而激发了日本向外部学习的氛围。十八至十九世纪《天工开物》在欧美陆续传播。巴黎皇家文库(今法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在十八世纪收藏了明版《天工开物》。1830年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将“丹青”等部分译成法文(这是第一个《天工开物》的欧洲译本),1833年又有英文和德文。欧洲人不仅这般心仪地介绍、翻译《天工开物》,而且通过《天工开物》获得新知并极力用于实践。1837年儒莲受宫廷的要求,将《天工开物》养蚕部分(即《天工开物.乃服第二》里的“蚕种”、“抱养”、“叶料”、“食忌”、“病症”、“物害”等)译成法文,由巴黎皇家印刷厂出版了仿中国名的《桑蚕辑要》。此书为法国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因此,此书对欧洲蚕丝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借鉴了《天工天物》里的农机具,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更有意思的是,达尔文(1809―1882)在读了儒莲翻译的《天工开物》中论桑蚕部分的译本后,把它称之为“权威著作”。同时,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卷一写道:“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达尔文把中国古代养蚕的技术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的例证之一。如此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有中国人的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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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熟铁冶炼图

 

光芒与艰辛

文明的进程,不仅是曲折的,而且往往会付出代价。《了不起的文明现场》没有回避这一话题:小河墓地的凄怆、楼兰的消失、三星堆文明的中断、汉唐长安的衰败、敦煌艺术辉煌的难以为继等即是。顺便一说,在汉,《了不起的文明现场》选了海昏侯墓,而没有选马王堆墓。须知,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市发现并考古的马王堆墓,其文物之丰富、保存之完好,许多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那出土时肌肤还有弹性的女墓主,让世界整个考古界惊呼,被认为是“东方的庞贝”。我曾走进过湖南省博物馆(博物馆就建在马王堆考古现场),那薄若蝉翼且色彩斑斓的丝织品、那冠绝千载的“T”形帛画等,隔了若干年后的今天写这篇文时,依然在我眼前晃动。文明,有时躲闪、有时逃避,甚至挫折倒退,但文明的光芒自它开始那天起,便永远照耀着人类的前行。二十世纪后期至本世纪的头二十年,中华文明以一种前所未有过的面相、姿态和业绩展现于世界。当然,文明的先进与否,虽然根据它发生的长短可以判别,但时间的长短并不是这一判别和认定的唯一因素。文明的先进与否,在于它的兼收并蓄,在于它的不断更新,也在于它是否引领了潮流。《了不起的文明现场》以夏商周先秦到两宋的十个历史现场表达了这样一个规律。(本版图片选自广陵书社2009版《天工开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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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样加工”

宋代初现雏形

“来样加工”是现代贸易常见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在还在考证中。但从“南海Ⅰ号”发掘来看,“来样加工”的形式在宋代、最晚南宋就已经出现了。为什么这么说?

可举一个例子作为对比。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发现了一艘唐代的沉船“黑石号”。这艘船上出了大量以长沙窑为主的中国瓷器,但其中没有发现任何外国元素。我们考证过,“黑石号”可能是阿拉伯的船,但运的是中国的物品。商人买了中国的瓷器,到国外去做贸易。

最初的海外贸易就是将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卖到国外,但是中国瓷器不一定能满足当地的审美,而当地没有技术条件,没办法仿造,所以到后来,很多商人就要求中国工人按照他们的审美和喜好,在瓷器上做出具有异域风格的图案。有的外国人甚至拿一个实物样例,让中国人仿照着来做(这里也有一定的推测,还需要考证他拿的到底是图纸还是实物)。比如外国商人拿一个银的执壶,要求你给他烧一个陶的执壶,形状花纹都按这个实物来做,这就是“来样加工”。

我们在唐代的沉船上没有看到这种类型的器物,但在宋代,“来样加工”的雏形就出现了。“南海Ⅰ号”除了中国特色的常见器物外,还出了很多明显带有异域风格的器物,比如西亚、阿拉伯风格的六棱执壶。这种执壶从外形看更像银器。中国瓷器一般都是轮制拉坯,出来的器物都有一个同心圆,而这种带棱角的,显然不是轮制拉坯出来的,应该是手工或用模具成形。在“南海Ⅰ号”上,看到了很多模具做出来的瓷器,我个人推测这很可能是根据外商的要求制作的。

后期的“南澳Ⅰ号”明代沉船上还发现有漳州窑大盘、克拉克瓷、汕头器,这些都是在陆地遗址中极少见到的,但是在沉船和国外收藏界就比较常见。广东台山花碗坪遗址是古代中欧进行贸易的一个场所,那里出了很多青花瓷,上面有高鼻深目的西方人图案,更加说明“来样加工”的盛兴。有的瓷器上面直接就以葡萄牙圣十字架作为底款,肯定是西方人定制的东西。清代的“广彩”也是特别典型的“来样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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